中國日報網(wǎng)環(huán)球在線消息：“慈善”現(xiàn)在成了熱門詞匯。比爾·蓋茨、沃倫·巴菲特的巨額捐贈，不僅讓這個詞更加迷人，也給富豪們添了不少光彩。不過，蓋茨也好，巴菲特也好，都屬于富人的慈善，我這里想講的是窮人，或者說普通人的慈善。
這個故事發(fā)生在瑞典。主人公叫阿蘭，是一位60多歲的老人，住在斯德哥爾摩附近的一個叫作泰比的小區(qū)。只要超市開門，阿蘭都要去“工作”。他把顧客四處扔下的手推車收在一起，推回超市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
為了讓顧客使用后把車推回原處，瑞典超市在手推車上裝了個鎖。塞個硬幣進去，你就可以推走一輛車，還車時把前面車上的插板往鎖上一插，錢就吐了出來。不過，超市停車場往往很大，許多顧客還是懶得為個硬幣再把車推回來。于是，常有些小孩子放學后跑到停車場收手推車，掙點零花錢。
阿蘭開始收手推車是因為失業(yè)，悶得心慌。沒想到一年下來，收入頗豐，老人這才認真籌劃起來。開始的時候，收一輛推車只能得0.25克朗，后來增加到1克朗，再后來又成了5克朗。錢多了，收手推車的人也多起來，阿蘭不得不添了項“副業(yè)”：撿舊瓶子。
有人給阿蘭算了一筆賬，10多年來，他共用了4萬多個小時做這兩份“工作”，要是把他騎車走過的路程連起來，相當于繞地球轉(zhuǎn)了4圈。
終于有一天，阿蘭像往常一樣，把一大堆5克朗的硬幣存入了銀行。電腦顯示，他賬號上的存款數(shù)額是100萬克朗(約110萬元人民幣)。老人請銀行為他開了一張支票，第二天就捐給了瑞典癌癥研究基金會。
在瑞典，像阿蘭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，我認識的瑞典人幾乎個個都有捐贈的經(jīng)歷，慈善早就深深地融入了瑞典人的生活。或許他們的捐贈不算“驚人”，但在筆者看來，這些普通人的愛心才至為高尚，他們遠比捐出幾十億、幾百億的蓋茨或巴菲特來得更偉大。一直以來，人們更多地關注富豪的慈善，準確地說，是美國富豪的慈善。“慈善”二字染上了濃厚的美國色彩，談到慈善家，不少人總會先想到美國———近的有蓋茨、巴菲特，遠的有卡內(nèi)基、洛克菲勒。殊不知這些人能夠有驚人的財富，完全得益于資本的積累，而資本的積累往往具有殘酷與血腥的一面。
只要翻一下詞典，就不難明白“baron”(巨商)的歷史含義。在權(quán)威的英語字典上，這個詞的原意是“19世紀后半葉通過利用和榨取(自然資源、政府影響、低工資水平等)而致富的美國大資本家”。而從歷史的角度看，除宗教影響外，工人們不懈的斗爭和強大的社會壓力是迫使這些“強盜資本家”最終走向慈善的重要因素。
可以說，離開殘酷的積累就沒有現(xiàn)代美國的慈善事業(yè)。這也進而導致了慈善在大西洋兩岸的不同發(fā)展道路和社會作用。
理解慈善的另一個誤區(qū)是，稅收越高，人們對捐助的熱情就越低。我在瑞典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。瑞典人可支配的收入要遠低于美國人，比如瑞典的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是57%，但這絲毫沒有減弱瑞典人慈善捐贈的熱情。
根據(jù)《經(jīng)濟學人》的計算，按慈善捐助占GDP的份額來排名的話，瑞典為全球第二，僅次于荷蘭。如果按照慈善捐贈占人口的比例來計算，美國人也遠不如歐洲，在瑞典、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，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人經(jīng)常做慈善捐贈。而按照收入的比例來算的話，《金融時報》稱，美國可能要排在發(fā)達國家的末尾。
有人把瑞典人的愛心歸結(jié)于宗教傳統(tǒng)，這固然有一定影響，但不能用來解釋瑞典人比美國人更樂善好施。調(diào)查表明，去教堂的瑞典人越來越少，每個月至少去一次的還不到十分之一，而20%的美國人至少每周參加一次教堂活動。
對比美國與瑞典的慈善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，慈善是美國社會維系平衡的一個重要支柱，而在瑞典，慈善僅僅是福利的補充。道理很簡單，只有在一個分配不那么平衡的國家里，慈善才有可能成為支柱。
瑞典人選擇福利并非拋棄了慈善，而是選擇了一種更重視社會公平的分配方式。這種選擇給社會帶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，人們會更加熱愛平等，更加熱衷社會公益，熱衷慈善捐贈。
我的房東雖然收入不多，但卻資助了一位約旦女孩上學，他說，“在這世界上，每個人都應過上平等的生活。”阿蘭也有這樣的表白：“雖然失業(yè)，我仍然能享受到足夠的福利，我有責任為這個社會做點事情。”
這些話和社民黨多年來追求的理念是相通的。在社民黨的黨綱上，清楚地寫著：“民主經(jīng)濟的基礎是各方的權(quán)利，包括全體民眾和地區(qū)參與創(chuàng)造福利和分享福利的權(quán)利。”(作者為北京資深報人)
(來源：東方早報 作者：丁剛)
（編輯：王建芬）